北京时间2008年5月23日，2008北京国际足球竞技场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君悦宴会厅召开。会议率先就第一个话题：2008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足球将何去何从进行了讨论。
主持人：刘建宏
主持人：感谢颜强介绍了今天的谈话嘉宾。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中国足球。尽管大家知道国际足联已经认可了足球的诞生地是在中国，具体地说是山东的淄博。但是，现代足球毫无疑问，对我们来说还是属于西餐。西餐就意味着中国人吃起来就有点困难。有的时候我们胃口好，其实大多数时候大家会觉得足球这套西餐西方人做得非常好，我们看的也非常好，我们觉得吃起来味道也不错。但是这道菜让我们自己烹饪的时候就遇到了一定的麻烦，有的时候会吃坏了肚子。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人还是非常喜欢足球这道西餐的。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这道西餐在中国未来的市场到底会怎样？而且现在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我在这里请各位嘉宾首先给我一个短期的预期。也就是说在北京奥运会5－10年之内你们觉得中国足球的市场可以有乐观的预期，还是悲观的预期？先从张指导开始。
张路：简单地说，我觉得是乐观的。
罗文：希望是乐观的，但是不敢说，还太早。奥运会还有两个月。
葛爱平：我的想法一样，从心理是乐观的，但是从目前看到的情况是乐观不起来。
吴荣照：简单地说我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当然我对于中国足球在中国的地位，我还是比较乐观。但是从目前这个现状来看，我还是比较谨慎。
主持人：可以看出来在座有的人希望中国足球快速好起来，有的人比较乐观，有的人看不到乐观的理由。没有关系，今天在座的很多人对中国足球也是非常了解的。我觉得不应该只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应该看一看台下的各位，大家对中国足球是乐观还是不乐观？比较乐观的请举手。人数不算太多。哈曼先生已经举手了。不太乐观的也请举手。不太乐观的人数略微多一点。这将是今天我们争论的话题。已经形成了交锋。首先请张路先生谈一谈，您乐观的理由。
张路：去年在这个论坛上，我曾经发表了一些很不乐观的观点，很悲观的观点。因为我认为中国由于踢球的孩子太少，中国足球长期发展的潜力是不足的。但是今天，我要讲一些乐观的事情。我相信我的观点也代表大多数中超俱乐部。我不知道今天其他中超俱乐部的领导来了没有？我相信我能代表他们。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超联赛委员会的七个常委之一，是中超公司的五个董事之一，所以我相信我可以代表大多数俱乐部的意见。
我再声明一点，今天的立场是站在中超职业俱乐部的立场，我不站在中国足协的立场。大家也知道在2004年，很多俱乐部曾经对中国足协的管理提出过很尖锐的批评，我们敦促他们进行改革。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当年建议的很多事情，现在已经实现了。这应该说是乐观的基本理由。在这里，我应该提到刚才哈曼主席提到的中国足协的新任常务副主席谢亚龙先生，他现在的压力很大，由于中国国家队的成绩不好，由于国奥队的压力，他现在面临着公众的压力，甚至是批评。但是，我在今天，我要替谢亚送说几句好话。记得在谢亚龙刚刚上任的时候我曾经和他进行过一次深谈，当时我提出你要想改变中国足球的面貌，你有短期、中期、长期三个目标。短期的目标就是必须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内迅速地扭转当时充斥中超比赛中的假球、赌球、黑哨问题。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公众的反映非常强烈，对中超联赛的声誉造成了很大影响。各个俱乐部深深地感到如果中超联赛不能保持纯洁的话，中超联赛肯定要死亡。非常高兴地是经过中国足协的一年多的努力，应该说从2006年开始，这种假赌黑的现象已经得到了有力的遏制。现在我不敢说中超联赛，包括中国的中甲联赛是完全纯洁的，是白璧无瑕的。但是我可以说基本上是干净的。这一点就使我们的广大球迷恢复了对中超的信任。他们看到的不再是一场表演，是一场作秀，是一个假的东西。他们看到的是真刀真枪的拼搏，这是足球的本质。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中超重新恢复了活力，恢复了生机，这是非常重要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中超的观众人数整体在回升，一年比一年增加。在中超最困难的时候，2004年、2005年每场比赛的观众大概也就是一万人，甚至不到一万人。现在已经恢复到将近两万人。俱乐部每年要向球迷出售联票，在前两年联票的价格非常低，低到一百块钱看全年的比赛。那个时候每年入会的球迷大概是五千人。今年，由于体育场迁到了比较偏僻的地方，我们想市场形势可能会高，把票价提高了160％，是260块钱一张联票。我们预想球迷的人数会下降，大概会到3000人左右。但是没想到比前几年还要多，入会的球迷非常踊跃，达到了5500人，就是常年持有联票的观众。甚至球迷说明年你们如果搬到鸟巢的话，票价再提高，我们都可以接受。这是令人乐观的现象。
另外一点，我跟谢亚龙提的第二点，中期目标是在三到五年内规范中国足协的管理，包括对于中超联赛的管理。因为过去我们有制度，有规章，我们也遵照国际足联和亚足联的规定，都有章程。但是章程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经常有很多事情，俱乐部没有发言权，我们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是经过这几年的中国足协的努力，现在的中超的管理我们认为是非常规范的，这个规范体现在两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民主化、法制化。所谓民主化，就是中超的管理班子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包括我张路的中超委员会常委，是所有的中超俱乐部代表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代表全部中超俱乐部的声音；第二，在中超的所有重大决策中，现在中国足协的领导要听取中超俱乐部的意见，要按照中超委员会最后讨论的意见办事。这就使中超联赛、中超委员会、中超公司所有重大决策都反映了大部分职业俱乐部的意见。还有一点是法制化，中超委员会的章程规定现在得到了严格执行。所有的决策应该在哪个范围内讨论，哪个范围内决策，都是完全按照中超委员会的章程和中超公司的章程进行。我们感到现在的中国足协的领导，他们是在追求完善法制，广泛地听取意见，完善民主制度。这个管理体系的成功使我们各个中超俱乐部，现在对于中国足协的大的决策，我们没有意见。因为这些决策都是来自我们自己。这些决策在我们这里就可以得到认真的坚定的执行，它的执行就有了保障，就不会有颠覆性的意见。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认为中超联赛的管理是规范的。这就保证了中超持续稳定的健康的发展。我今天要说的比较乐观的消息，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
主持人：基于中超的改变。可能在座的有一些外国朋友对中国的诗词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必须要用中国的诗词解释一下。有一句叫春江水暖鸭先知。就是春天来的时候江水暖了，只有在江水里游泳的鸭子第一个知道水暖了起来。张总是来自俱乐部的代表，他知道中国足球这条河里的水已经暖起来了，春天已经不远了，这是张指导的判断。接下来我们要问一问葛爱平老师，您刚才持的是悲观论调。谈一谈您的理由。
葛爱平：我之所以对中国足球在奥运会之后的预期不是乐观，并不是认为足协的谢亚龙、南勇等人领导的不好，他们做得非常好。我认为根本原因仍在建立体制上的问题，这跟个人能力是无关的。
第二，2002年的时候，也是中国足球最兴旺的时候，我作为媒体代表很清楚。体坛周报一周的发行量向一千万努力，现在的发行量差了很多。这么多年来我看到很多专门报道足球的报纸在消亡、破产，这与足球是有关系的。中国足球经过好几年的发展，一直在出线的路上坎坷，没有出现。中超联赛的市值在不断下降，我是来自上海的，上海申花足球队在中国曾经是非常有实力的足球队。但是上海申花足球队的主场也是中国第一个专业足球场，现在上场人数还不到一半，也就是不到三万人的一半。这个数字在过去几年，中国的甲A联赛刚刚兴起的时候是完全不能比的。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我专门跟上海从事青少年训练的教练聊了很多，他告诉我一个数字，我很吃惊。上海作为一个有1200万常驻人口的大城市，参加U－17比赛的队伍才三支，这个数字与整个人口的基数相差太大。这反映了目前足球存在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足球问题的根本是在中超方面没有做好。在这个会议之前，我刚才跟香港代表郭家明先生聊天，他指出问题出在中超上。就是说我们没有把中超作为很大的企业，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个产品不为人所重视。就像股市一样，当投资人认为这个公司没有良好预期的话，他是不会投资的。中超没有做好，影响到我们的产业，影响我们的价值，更进一步影响到我们的未来。就像刚才我说的，现在孩子踢球的越来越少，因为家长认为把孩子放在这个产业，不会带来好的结果。欧洲、南美，像巴西的一些穷孩子，那么多人变成了球星，他和他的家长都认为这个运动会带来财富，会给今后的生活带来变化。这是参加足球运动最朴素的情结。在我们中国，当然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视，都希望孩子在将来取得很大的成绩。获得成功的路有很多，有的是通过高等教育，有的是通过专门的技能。我想足球就作为一个专门的技能，它会给人的生活和家庭带来变化。但是现在很多家长，我的孩子也在小学读书，但是我不愿意把孩子送去学体育。尽管他打破了学校60米的纪录，但是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冒险，我不知道今后的足球是什么样子，我没有感觉到联赛和足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大的变化。所以我认为问题主要在足协体制上。
主持人：葛爱平老师因为做中国的足球记者多年，他对国内的足球现状应该是非常了解的。他已经深入其中了。从这个角度谈了一些他对中国足球不太乐观的理由。罗文先生一直在北京做万国群星足球俱乐部，而且是董事长。如果你对中国足球的前途没有信心的话，我相信你的董事长也不会做。既然做这个董事长，就说明你对中国足球还是有一定信心的，你的信心在什么地方？
罗文：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而且很多人都关心就是足球金字塔的顶层，我更关心的就是下面的民间足球、草根足球。刚才葛先生也提到在中国有很少的孩子参加足球。因为我是英国人，我认为足球就是娱乐，就是玩儿。中国好像这二十年对这方面的足球没有什么变化。其实现在中超俱乐部已经有投票形式，我的希望是奥运后中国足协也会变成代表行业的协会，都有投票。是不是也包括业余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也可以参加足协，也给足协带来一些新的想法，使足协变成代表行业的协会，更接近在英国或者其他地方的足协。我对奥运以后中国足球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奥运会应该是一个机会，就是改革开放中国的体育系统。现在中国使用的体育系统基本是从五十年代苏联引进的。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现在中国的变化很大，经济的开放已经有三十年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改革体育系统？现在还是有一点希望，希望奥运后中国会利用历史性的机会改变体育的系统方法。但是我有一点担心，中国还是认为奥运会是体育的最重要的目标。举办过奥运会以后，中国的体育还往哪里走？如果没有更好的改革情况，奥运是不是一个结束？再不谈到体育问题，中央领导是不是在奥运以后也不关心体育？
张路：我去年在这个会议上跟你说的意思相似，就是奥运会之后中国的体育向哪个方向走？其实对足球的担心与这个一样。我刚才说跟谢亚龙谈的第三个问题，我说你要彻底改变中国足球落后的面貌，必须用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在中国儿童中普及足球，让更多的孩子参加到足球活动中。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中国足球发展最根本的问题，也是罗文最关心的问题。我去年很悲观，今年我有所乐观。为什么？因为在基层有很多人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像建宏，我们国安俱乐部和中央电视台，和中国足协的青少部，我们就在合作酝酿怎么样在全国儿童中推广足球？
罗文：中国足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业余足球部，负责这个水平的足球。
张路：应该说要改变这种面貌不是中国足协一家的事情，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与整个社会对足球的观念，包括教育系统对足球的观念有很多关系。其实刚才哈曼主席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过去我们把足球只当作一种竞技运动，中国叫为国争光，或者叫培养球星，只是在这个范围里考虑这个问题。这个视野是很狭窄的，哈曼主席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社会功能的位置，要开展对青少年的教育，如果提到这个高度，我们的思路就会宽很多。其实中国足球的弯路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现在说乐观很多？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包括中国的职业俱乐部，中超委员会在开会的时候，大家都谈到了踢球的孩子太少，应该扭转这个局面。包括现在，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在儿童中推广体育运动的阳光计划。就在最近新上任的国家副总理主管这个事情的刘延东专门在江苏召开了会议，就是研究怎么样在儿童中推动这个活动。前几天有一个社会组织叫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他们也想利用自己的力量吸收社会资金，在儿童中普及足球。当时很多新闻界的朋友到场，大家谈起这个问题，共识就是要把推广足球活动从单纯地培养职业运动员推广到更高的、更宽广的层面。基于这些看法，我认为最艰难的问题就是在儿童中普及足球的问题，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曙光。
主持人：开始有希望得到一些解决了。
张路：对。
罗文：真的要向这个方向走就是好的事情。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等了二十年了？还要等二十年吗？什么时候给我们机会直接参与足协的决定、政策？我们一次都没有找到这样的支持。
张路：我一直很支持罗文。我现在跟罗文说再坚持一下，就像在地震中被埋在废墟里的人一样，在100多个小时之后仍然坚持着，就可以看到希望。
主持人：既然等了二十年，就不妨再多等两年。
罗文：可以等。因为中国做好普及足球的前提是非常好的。06年国际足联进行了足球人口报告，在英格兰地区，现在有150万人经常踢足球。在中国的数据是70万。两个国家的人口差别？如果中国可以达到跟英国一样的水平，我们有4000万的人踢球。说到青少年的情况，更清楚的例子是美国，美国在足球前面还有四个运动。但是这二十年来，他们从基本上普及足球。在美国有400万孩子参加足球运动。中国足协给国际足联提供的数据是38万。如果中国能达到美国的水平，就是1600多万孩子来参与足球。希望就是在这里。
主持人：如果中国的孩子们或者是每天，或者是每周都有机会接触足球，玩儿一玩儿足球的话，我们的足球人口会得到迅速提升。当然这也离不开企业界对中国足球的支持。下面我们请吴先生谈一谈。当然作为体育界在面对中国足球现状的时候，投资还是不投资？如何投资？都是非常慎重的决定。你刚才也谈到，你可能也不是很乐观。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会资助这次活动？为什么还要来谈一谈中国足球的未来？
吴荣照：我要再强调一下我刚才的观点。我对中国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并不意味着说我对中国球迷的热情不持乐观态度。刚才我听到演讲嘉宾谈到在世界杯期间，中国是全球观众人数最大的，尽管中国队没有参加06年这届世界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球迷对于足球的热情相当火爆。
主持人：实际中国只参加过一次世界杯。但是中国的观众人口一直是最庞大的。
吴荣照：包括意甲、英超，都是有比较广泛稳定的球迷。我对于关注度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因此我们企业从去年开始参与大西班牙甲级联赛的赞助。我得中国足球的成绩和未来的成绩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主要是因为我有一组不是特别乐观的数据。我们中国在95年的青少年注册球员人数有65万，但是这个数字随着职业化联赛的深入，后来改革成为中超以后，这个数字下降得更快。从目前的数字来看已经下降到只剩下3万，这是非常不容乐观。当然我要强调65万到3万的数据指的是足球学校，或者是相对来说职业化选手二、三级备选人员的数据。这一批青少年未来的五年、十年，他可能会迈向国际舞台，包括会成为中超的主力选手，他也会代表未来足球成绩的走向。所以从这个基础出发，我不是特别的乐观。究其原因，我分析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主要是这一部分群体大部分来自各个省市体育局的足球队。大家众所周知，我们的足球相对其他的比赛项目它的投入会比较高。但是各个省市的体育局通常希望在全运会等项目上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它愿意把这部分经费放到更有可能夺取冠军或者获得更多金牌、奖牌的项目当中。删减这部分的经费就会使得足球后备人员下降。还有一点，我了解到各个俱乐部从企业运作的角度不会考虑培养青少年球员的投入。我不知道我的观点是不是正确。第三个原因，我觉得主要还是社会家长的因素。因为大家都看到中国并不缺乏超级明星，像姚明、刘翔，但是很可惜他们不是来自足球项目。
主持人：也许下一个是来自足球项目。
吴荣照：我们希望是，但是目前没有这个示范，没有超级巨星。就使得家长很愿意把孩子送去打篮球。
主持人：篮球有一个麻烦，就是你必须长到两米二六。
吴荣照：所以在他们心目当中缺乏英雄。这三方面原因会导致青少年足球人数在短期方面很难有所改变。对于中国足球，我觉得认可事情都会有巡回，既然有低谷，就肯定有高峰。我也期待下一次高峰赶快来临。中国足球的成绩也不会一两个人就可以做好的。它需要从足协的官员、俱乐部等金字塔尖的运营商的投入，需要热情才可以把它做起来。
主持人：这段时间我们把各方的观点进行了简单汇总。下面我进行一下简单的总结。我自己的判断，我觉得不存在乐观的理由，也没有悲观的理由。我只给大家提供一些简单的数据和一些简单的我看到的事情，可能会有利于大家做出自己的判断。
第一，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足球正经历体制改革，因为过去足球靠国家和政府来办。现在足球正在由全社会来办。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是现在有16支中超俱乐部，其中有10支是由民营资本在支持。也就是说现在在中超当中，民营资本已经占据了多数，而靠国有资本在支持的俱乐部现在只剩下了6家。这在十年前，这个数字可能要反过来，甚至比例悬殊会更大。现在民营资本对中国足球的介入比以往更深入，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中国足球人口的滑坡固然和国家队、俱乐部的表现不佳有直接关系。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与体制的改变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因为过去是国家办各级足球。现在转移到俱乐部身上的时候，俱乐部在刚开始的时候自顾不暇，可能对青少年的培养体系很难建立起来。现在只要是有志于做长久俱乐部的企业，已经开始对青少年进行投入。这方面的变化也开始产生了，比如山东鲁能的足球学校已经培养了很多优秀运动员。
第三，足球在回归到政府办的轨道上已经不可能的。一个简单的例子，16支中超俱乐部每年的投入在8个亿到10个亿人民币之间。这当然对欧洲的俱乐部来说是一笔很少的钱。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笔不少的数目。作为国家和政府是很难拿出这些钱支持足球的。这些钱从哪儿来？只能从社会募集。
今后足球成长的环境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后的足球不敢得罪的是社会资本，不敢得罪的是球迷。因为他们是衣食父母。所以我想不管大家有乐观的理由或者悲观的理由，中国足球都会坚强地生存下去。至于未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乐观的。否则的话大家就不会来到这里关心中国足球了。我们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感谢各位，谢谢！
颜强：谢谢建宏，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各位嘉宾。茶歇之前还要请一位特殊的嘉宾，林显鹏教授。他是北京体育大学专门从事体育产业研究的一位学术专家。在进行茶歇之前，再占用大家八到十分钟时间，我想在这里最林教授进行一些采访。因为他会从更高的角度观察奥运之后的中国足球。
颜强：林教授您是作为从体育产业角度来观察中国体育，而且带有经济研究的专家。从一个宽泛的角度出发，您如何看待08之后，特别是在中国足球，中国产业的环境下的新变化？
林显鹏：刚才主持人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对未来中国足球市场的发展是否持乐观的态度？给的区限是五年。在五年这样的时间我不抱乐观态度。如果有更长远的时间，我相信中国足球市场是光明的。谈到奥运会以后中国足球发展的基本取向，我想谈几个观点。
首先我要说的，因为我原来在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工作，现在在北京体育大学。原来谢主席是我们单位的书记。所以在谢主席到中国足协工作之前，他跟我进行过很多次长谈。我给他提了几条建议，我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未来要充分尊重俱乐部的利益。中国足球以往，本来中超联赛这个产品是俱乐部提供的，也是他们来生产的。但是从中超的权力和它的运作都是中国足协一手进行。在利益方面，俱乐部没有获得应得的利益。这一点就不符合职业足球的发展规律。在西方发达国家，不管是在美国的四大体育联盟，橄榄球、冰球、棒球、篮球，以及意大利的足球联赛，还有英超联赛，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职业足球是由俱乐部运作。俱乐部成立股份制公司，每一个俱乐部占有股份。俱乐部的运作由俱乐部说得算，由大家一起提供。我与谢亚龙提出这个建议，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足球没有办法发展。
同时，我谈到中国的国情可能与发达国家不一样。因为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是由中国足协，由政府做起来的，可能政府在里面有一定的贡献。我给他提一个建议，我们可以做一个资产评估，看看中国足协在这份资产当中占有多大的比例，享受这样的比例就可以了，剩下的交给俱乐部来做。俱乐部能不能做好？我在这里有一个回忆，我记得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进行农村改革，推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怀疑农民能不能把地种好，邓小平说了一句话“要相信农民会种地”。在这里我要相信一句话，“要相信老板会经营”。
我个人的第二个看法，我认为未来中国足球的发展要解决的很大问题就是在俱乐部层面。中国的俱乐部在开始成立的时候，是一个企业买俱乐部，在买的时候没有按照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模式经营，往往是把职业俱乐部作为广告平台。一旦获得了广告效益就撤出了。但是在发达国家的职业足球是根植于社区、球迷，我们可以发现像皇马、曼彻斯特联队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不断拥有自己的拥护。因为这些俱乐部充分尊重球迷，把球迷当作上帝。我记得贝克汉姆在曼联的时候，俱乐部有一个规定贝克汉姆必须拿出一定时间到社区跟残疾儿童，与社区的孩子们一起娱乐。我还记得美国职业体育俱乐部都有儿童俱乐部，每年必须组织大量的社区足球活动。我想中国足球缺乏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我们还要关注一个现象。现在的足球运动很多人有不同的争论，有的人说是私人产品，有的人说是公共产品，有的人说是混合产品。根据我的研究，我给谢亚龙提出一个建议，我说职业足球是混合产品。除了老板要赚钱，同时职业足球对一个城市的发展，对地区的发展有非常大的作用。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美国的四大体育联盟每一个俱乐部都是根植于一个城市，都是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美国城市给俱乐部建场馆，以很低的价格租给俱乐部，甚至是免费使用。在中国人看来是国有资产流失。但事实上它没有流失掉。因为我们把一个高水平的俱乐部吸引到这个城市以后，会吸纳大量的球迷到这个城市，这是一个节日。而且我们不断地拥有这样的节日。拥有大量的球迷之后，它会带动相当多的行业发展，其实政府并没有损失。
颜强：我记得在几年前在刘建宏的足球之夜当中讨论过这个问题。
林显鹏：西班牙的俱乐部就是基金会做的，是非盈利机构。西班牙足球协会希望所有的俱乐部都变成企业，惟有一个俱乐部永远不变成企业，因为它是一个社区的代表，是地方的代表。中国足球人士必须以更高一点的视角来看待足球和城市的关系。那么就是足球和城市更新，发达国家无一不把职业体育俱乐部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所以它是复合产品。在这样的背景下意味着俱乐部自己要努力，同时城市必须要给俱乐部一定的帮助。同时，俱乐部职业足球也是城市营销的一个品牌。
最后一点建议，就是要重视中国教练的成长。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中国足球有很多非常好的球星，非常有潜质，比如李华俊。中国足协也有的官员曾经问我，林教授您能不能告诉我，中国足球到底怎么样才能提高？除了我前面说的三条以外，我还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中国的教练员是大工匠。在现代职业足球当中教练是战略家。作为一个战略家，他必须具有三个素质，第一是他的人文修养、第二是他的艺术修养、第三是他的科学修养。因为到了国家队层面或者高端职业俱乐部层面，运动员不仅仅是技术和战术的问题，更多的是头脑、是战略。我们看中国国家队的队员，从三十年以前我就关注，一直关注到现在。我觉得在本质上没有大的改变。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我说的三个层面提高中国足球教练员的水平，必须改变师父带徒弟的现状。
我还要再最后补充一点，中国的体育必须是以人为本的体育。这次地震灾害跟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会看到中国政府为了挖出被掩埋一百多个小时的遇难者，我们动用几百个解放军战士，几百名武警，动用了很多机械为了挖掘一个平民。我们还发现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我们中国第一次为了平民举行全国哀悼日。在五千年中国的历史上惟有皇帝，惟有国家领导人才会这样做。所以有一个信号，就是现在的中国政府是以人为本的政府，以人为本也是中国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念。以这个为背景，中国未来的足球必须是以人为本的足球。
颜强：非常感谢林老师在这里讲述的内容。很遗憾，谢主席今天以后公务没有像去年一样来到会场。他如果在这里的话，再听一听这些建议，会给中国足协未来的工作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